前两天看了《“义务侦探”楼伯余》，其实我早就知道这位老人家了，好像是在长兴本地的媒体了解到的，长兴论坛？长兴新闻？长兴新闻网？记不清了。看到这种CCAV以及社会新闻节目惯用的的标题，差不多也就了解了几分。说到吊诡，就像我这个帖子的标题，也有吊人胃口之嫌。
法大的教授普法似的点评实在是蜻蜓点水（话说这其实也就是个普法节目），让人如鲠在喉。他在节目中谈到了“社会契约”，简要的意思就是人民通过订立合同（契约）的方式建立国家，把自己的权力交给国家，国家又通过政 府来行使权力，也就是说国家或者政 府的权力是来自于人民的授权，它要为人民的利益服务，当它不以此为目的或者甚至侵害了人民的权利，那么是国家首先违反了这个合同，人民有权**这个政 府，重新组织国家。社会契约论包含了“人民主权”的思想，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为了对抗彼时封建势力鼓吹的“君权神授”，主张国家的主权在于人民。这些学说和思想正是17、18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宣言，他们需要挣脱土地的和封建人身的束缚，获得个人自由。
在彼时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市民社会在人民与封建势力的对抗中逐渐产生壮大，市民社会在此过程中逐渐地从国家这个概念剥离出来，“市民”（或曰公民）不再是封建社会的“臣民”了，从而造就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元分立。西方社会对政 府是天然的不信任，认为政 府是一种恶，阿克顿勋爵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政 府手中握有人民授予的权力，如果没有一种能限制这种强大而又本具有扩张性的权力的力量，将是人民的灾难。即使是个好政 府，那也是一个“恣意”的好政 府，恣意，总是那么令人生畏！但这种恶，又是一种必要的恶，因为人们不能以一种自然状态去相处（社会契约论的观点），人是社会的人，否则，这歌世界将会是混乱无序的世界，所以需要政 府去组织、去协调。国家或者政 府的实际意义是在这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鼓吹的“天赋人权”、“社会契约”带有极强的煽动性和号召性，目标的直指封建王权，所以，毋宁说“天赋人权”偏于激 情，而“三权分立”学说更带有一种理性。对于政 府权利的直接限制在于立法权和司法权，而最终限制的力量，是来自于人民，人民可以通过民主和文明的理性手段即选举来换掉不满意的政 府，也可以修改法律和宪法，甚至人民享有“暴动权”（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公民允许持有抢支的最根本的理由，这是一种宪法理念）。
当资产阶级执掌政权后，原来拿来推/翻封建势力统治的“天赋人权”、“社会契约”等理论却被用来反对自己，资产阶级作为18世纪的“革命者”在20世纪初几乎快变为“被革命者”。工业革命带来了社会的进步，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环境污染、劳工权利保障、妇女儿童权利保障……罢工、示/威、游/行，社会矛盾丛生，因为社会问题，增加了一种利益要求，即“社会利益”。作为既得利益的资产阶级放弃了一定的权利，废除、制定、修改一系列的法律法令，特别是关于劳工权利、消费者权利保障等为目的的经济法的应运而生，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自此，个人、国家、社会，三个阶层出现。自上世纪40年代后的西方社会，已不太强调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元对立，更多地强调所谓的“社会利益”，他们似乎模糊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就像如今的中国，好像模糊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庞德——美国社会法学派头面人物——在1942年就以预言的口吻说：“耶林在1884年所写的划时代著作的影响，在半个世纪以后才开始在美国一般地为人们所感到。显然，人们不能有把握地说，我们最后将怎样对这一世纪各种互相竞争的歌重叠的利益去进行评价。但是今后法学思想的道路的某些部分已经是清楚了。它似乎是一条通向合作理想而不是通向互相竞争的自我主张理想的道路。”他主张地方警/察机关要认真执行州法律，强调联邦政 府不同官署的合作，行政官/员、检察机关和联邦法院之间的合作，州与州之间的合作，州和联邦机关的合作。他甚至说，大企业中雇主和被雇人也需要进行合作，认为他们彼此之间必然要而且无论如何要从事互相斗争的看法，完全是徒劳的。庞德无非是在说：耶林这种“为权利而斗争”这种过时的观念好放放了，我们要的是合作，全社会的合作。他的这种观点，在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而在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却切切实实的出现了。但我们要注意的是，西方社会在骨子里还是不相信政 府的，他们的合作并非开诚布公的，是因为他们认为政 府是会作恶的，是因为权力分立存在，更是因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元分立。
我们回到楼伯余这个话题。与其说楼伯余是长兴县的优秀典型，不如说是我们整个中国社会的无奈。节目里刘国富有段话说：“看上去这个过程是特事特办，我觉得在公民社会培育的初期，需要这种推动机制”，在评价这句话前，我们先来回望一下百年前轰轰烈烈那场革命。摇摇欲坠的晚清政权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发起的辛亥革命中轰然倒塌，被“民主共和”的南京临时政 府取代，那个时期正是经历了类似于一个多世纪前西方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然后是袁世凯专权和复辟闹剧，市民社会的形成正是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五4运动、京港工人大罢工、五卅运动、护法运动、护国运动、保路运动……市民阶层正是在彼时在与国家的和帝国主义双重对抗里得以彰显。中国现代政治公民的雏形正是在那个时期出现。
一个国家的市民社会在一百年的时间里成长，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已经很强大的了，可是中国内外交困，并没有为这个市民社会的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十几年的军阀混战和“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北洋政 府统治，到1928年南京国民政 府时期，中国政局才有所稳定，但是又遇到了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新民主主义革命把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命都革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又是反右派斗争和文革。20世纪初市民社会的新芽早已被所谓的各种各样的革命璀璨殆尽。直到最近改革开放的30年来，市民社会观念才有所觉醒，中国目前的市民社会的年龄才30岁而已，比起西方市民社会动辄200多年华丽得奢侈的历史，我们只能默默不语，埋头苦干。
在当今的时代，中国没有那种再花几百年的时间让这个公民社会自发形成的环境与资本了，而且中国从来都是一个自上而下改革的国度。公民一头自觉的同时，另一头政 府要加以引导。所以，刘国富的话口气虽然坚决，着实是透露着无奈。
公民是什么？按照楼伯余的理解：民就是人民、老百姓，公就是为公家服务。多倔强的老头！如果不是一厢情愿的话，我宁愿把他的朴素的“公家”理解为大家，或者社会，而不是政 府。简单的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恕我妄加揣测，楼伯余可能并没有一种“人民监督政 府”的观念，只是有一种为社会、为大家服务的朴素思想，不过他不是像雷锋似的直接为人民服务，而是更多的是通过了政 府这个中介，能做的自己做：比如给桥名涂漆和捡垃圾，而更多的是他做不了的，就通过了向政 府反映的方式：比如举报举报环境污染、防洪堤损坏等。楼伯余事迹表面上看起来是塑造了一个敢于奉献的优秀公民形象，但是在一个政治文明的社会，尤其是在如今市民力量弱小的“大政 府小市民”的中国社会，更深一层含义是：只要国家存在，就会有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立，公民通过对政 府的监督是公民彰显其权利和存在的一种方式，政 府的目的本来是为公民服务的，只要它 胆敢懈怠甚至侵害人民权利，我们就可以去批评它甚至骂它。打个比方，极端点，如果我是楼伯余，发现了那么多情况以后，我会打电话给相关部门以主人的口吻质问：你们环保局是怎么搞的，太湖边上那家中山化工厂环境污染那么严重你们没看到？对，没错，这是正当的，政 府很多的时候就是为我们做这些的，这是它的本职，有时候政 府像个孩子，没做好，当然需要骂一骂。记得去年我们老师说了一句：政 府本来就是个J人！对此，我深信不疑。
西方世界自19世纪以来的单纯强调个人和国家分立、强调对政 府权力的限制，到20世纪初期的开始注重社会利益和合作的变向，也能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提供参考。如果我以上面那种颐指气使的态度去质问政 府，我相信脾气再好的公 务员也能被我气得摔电话，即使是刘国富这样开明的领导，听我这样嚣张，估计也是会相当憋屈，然后就是问题迟迟不得解决，哈哈哈。君不见楼伯余态度是多么诚恳，又是拍照，又是长长的手写体，结果问题都一件一件地解决了，而且还惹来了央视。所以，虽然政 府就是我们骂大的，但也只能放在心里或者和朋友调侃，千万不能当面就劈头盖脸一通，这个世界还是要强调理智和合作。
楼伯余是公民吗？是，政治化点，他甚至是人民中的榜样；我们需要这样的人吗？需要，但是不要太多，几个榜样就够了。我们目前急需的是有责任感的公民，我们需要一个大的市民社会环境。
政 府是为公民服务的，且受公民监督，别以为公 务员是好做的，楼伯余这样的老公民自然有其宽厚的一面，要是遇到了权利意识强烈脾气暴烈的中年公民，告诉你们这些公 务员，够你受的！真不知道这么些考公 务员的孩子们，是不是真有一颗为公民服务的心，恐怕还是因为中国社会的P民多，稍有知识的人都觉得他们好欺负罢。所以，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 府，我们是政 府的主人，我们就要有做主人的样子。做好自己本职工作，也要监督好政 府的工作，适时的批评政 府、关心自己的权利、沟通、理智，都是公民的美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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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0-4-24 15:2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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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0-4-25 03:40: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