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乞3年，遭遇身心伤害的任芳芳，等来了好心人。
2月20日，她随父亲第一次乘坐飞机，飞往上海。在那里，如不出意外，她将接受一家爱心医院的免费医疗整容和心理辅导。
那个租来孩子乞讨，造成5个孩子或伤或死或失踪的被称为孩子父亲的老板翟雪峰，自2月18日被当地公安带走调查，再也没有回来。
翟娃旦死了。
在老板监视下，这个6岁乞儿，连续耍了4个小时“杂技”，仍旧没有完成一天的乞讨任务：300元钱。
娃蛋死亡3年后，2011年2月8日，同样以杂技为名在海南三亚乞讨的8个乞儿，在一次打拐风潮中被幸运救回。
这8个孩子都来自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其中4人来自太康县下辖的河南杂技之乡张集乡孟堂村。
随着孩子的回家，乞讨孩子、打手、老板，一个庞大的假借杂技之名存在的行乞帮被揭露。
张集乡一条租童乞讨产业链也被揭开。链条分工明晰，出租、收购、运送、行乞多个环节紧密相连，在当地，乞儿转卖已然成了一个产业。
变味的杂技：学艺孩子变成行乞道具
4个来自孟堂村的孩子，“杂技”都是从6公里外的“杂技村”温良村那学来的。
温良村位于太康县张集乡东北，全村2000多口人。10多年前，这座村庄就被河南省杂技艺术家协会命名为“杂技村”。
68岁的王光明是村里三个最早练习杂技的人之一。
他目睹了杂技在村中从风靡一时到衰败的全过程。他说，练杂技太苦，生活水平提高后，村民就不再耍了。自2009年，村里最后一所培养杂技的学校关门后，已很难看到玩耍杂技的人了。
老人说，杂技被周边村庄一些不怀好意的村民利用，把“经”都念歪了。复制几个杂技动作，孩子就变成了赚钱的“道具”。
孟堂村前任村支书翟祥明说，孟堂村有500多口人，其中从事或曾从事过以杂技之名组织乞讨的老板，就有11人。
“前几年很红火，现在少了一大半。”翟祥明说，当地靠农业只能糊口，又有玩杂技的传统，所以在十几年前，就有人以招收“杂技演员”的名义，收揽幼童外出乞讨。
海南解救的8个儿童，就是这样一支队伍。他们的组织者就是孟堂村村民徐辉和翟文志及他们的妻子。
产业链最低端：幼童成赚钱工具
2月17日，刘甜甜因冒名“翟唱唱”被太康县张集乡派出所调查。
父亲刘学东（音）拿着女儿照片、户口簿等证明，被民警教育后才领走女儿。和女儿2年没见面，他觉得孩子黑了，瘦了，更怕见陌生人了。
“甜甜是为了这个家出去卖艺的。”刘学东指着全家唯一的财产——两间窝棚说。
刘甜甜的母亲是一个精神病患者，10多年前从四川流浪到淮阳县刘振屯乡张庄村，被刘学东的父亲收留，后来就嫁给了刘学东，生下3个孩子。
靠两亩薄田无法养活一家5口，刘学东经村里熟人介绍，认识了外出乞讨组织的老板翟文志。刘甜甜就被送了出去，变成了翟的女儿“翟唱唱”。
同样的，曹双全也成了老板徐辉的儿子徐乙超。
当假冒的徐乙超在外跟着“父亲”乞讨时，真正的徐乙超却在王庄寨小学的教室里读书认字。
曹双全57岁的父亲曹可平，在年过半百时，才和小自己20岁的精神病妻子王两才有了他。
和老板徐辉喝了几次酒后，他也因为家里太穷养不起孩子，把儿子曹双全送走。“徐辉说让孩子认他当干爹，跟着他玩杂技，每个月还能挣钱，说会对孩子好。”曹可平说，他此后每个月都能收到徐辉寄来的900元钱。
张集乡党委书记刘志忠说，外出乞讨儿童的家庭都比较贫困。
签订“卖身”合同：父母是第一个卖主
2月17日，太康县警方公布调查结果，排除了8个孩子被胁迫、拐卖乞讨的可能。最后认定，这些孩子是被父母自愿以口头或书面协议卖给老板的。
知情者介绍，将孩子送进“杂技团”后，父母每个月可以获取数百至一千多元的“工资”，这在张集乡很常见。
张集乡王庄寨村村民王海英女儿朱秋月，就是其中一例。太康县法院的一份判决书中说，2005年春，朱秋月的奶奶将7岁的她以每月500元的价格租给“杂技团”。这一年3月20日，朱秋月在河南省叶县乞讨时丢失。还有一例，就是从海南被救回的徐乙凤（真名冯梦晨）。记者在她父亲的手中看到了一份租借孩子的协议。
冯父说为养活一家人，才通过亲戚介绍，把时年只有4岁的冯梦晨，租借给徐辉，带出去乞讨。协议说：冯梦晨通过演杂技跟随徐辉“走场”，徐辉则要按月支付1000元工资，租借期为一年。
在冯父提供的三份协议上，记者看到冯梦晨的租借费从1000元涨到了1300元。
母亲说，她（冯梦晨）每个月给家里带来的收入是全家人的经济来源。记者调查发现，被组织乞讨的孩子中，任芳芳、宋豪、李秀秀的父母也都和老板签过书面协议。
产业链中间环节：“杂技老师”向老板推销孩童
这些孩子在外出时，都经过了简单的杂技培训，培训都是由民间杂技老师完成的。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民间杂技老师，实际上扮演了这个利益链的中介角色。
李秀秀，马厂镇高店村人，也是一个杂技乞讨儿童。
母亲张慧芹说，她是被同村一个名叫谷中学的杂技老师带去学杂技的。村民证实，谷中学没读过书，从小会“几把杂技”，就在自家开办“培训学校”，最多时有20多个孩子一起学习。
李秀秀是谷中学推荐给老板翟雪峰的。2月18日，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上了谷中学，他自称出门在外，警惕地挂断电话。邻居证实，他已经带着几个孩子出门挣钱（杂耍乞讨）去了。
朱秋月也是跟随村民高法领学杂技的，高法领是另外一所培训学校的老师。
孩子学杂技，家人不用支付任何培训费。为什么有这样的好事？
朱秋月的母亲王海英说，经过几个月培训后，老师会把孩子推荐给老板，老板感觉孩子不错后，就会根据孩子的聪明伶俐程度，支付给老师900元到1000元，也就是孩子一个月的工资。高法领就是老板翟雪峰和朱秋月奶奶之间的中间人。
孟堂村前村支书翟祥明说，在附近的村子里，这样通过培训孩子挣钱的老师有很多。朱秋月跟随老板翟雪峰玩杂技时走失后，高法领也被起诉了。
杂技老板四处“收购”孩子：转让费达千元
翟雪峰，杂技团老板，孟堂村人。2月17日，因涉嫌多个孩子受伤、失踪和死亡等事件，被派出所带走调查。
王海英说，这些孩子中除一部分是从杂技老师手中介绍去的，还有一部分是老板通过朋友或亲戚找来的。
他们盯准的是那些孩子多，生活又困难的家庭。老板会通过熟人或亲戚去游说，通过学杂技等技艺，骗取家人信任，然后将孩子带走。
孩子出去能挣钱，还能学本事，一些困难家庭明知道是乞讨，可还是默认了。
2月16日，记者和翟雪峰进行了2个小时面对面对话。他说他最多时带过9个孩子，这些孩子都是从周边村庄里找来的。
为了说通一些孩子家长，有一次，他曾搬动过3个亲戚来说合，最后才将孩子带走。
他还说，有些孩子是从其他“杂技团”租借来的，又叫相互转让。转让也需要交给对方一笔“转让费”。具体数额在500元到1000元不等。
受伤的还是孩子：或伤或死或失踪
任芳芳的父亲任尚田说，2007年刚过完春节，孟堂村的杂技团老板翟雪峰将芳芳带走“玩杂技”。临走前，翟塞给任尚田5000元。
2010年元月，任芳芳被送回老家。第二天，任尚田发现，芳芳的头发少了两大块，全身都是伤痕，耳朵、鼻子和舌头都残了。
任芳芳说，她被迫到街头乞讨，常常遭到杂技团老板等人毒打，“他们用皮带打我，用洋钉扎我的手，把我往地上摔，用剪刀剪断我的耳朵、鼻子和舌头，还让我吃屎……”。
翟娃旦，真名叫冯国利，是商丘市柘城县人，死亡时6岁。
2009年12月25日晚上6时左右，翟娃旦来到广西桂平人民医院对面的广场上乞讨，突然浑身发抖、嘴唇发紫。老板翟满响抱着娃蛋坐在台阶上歇息，只见他口中已开始泛白沫。翌日凌晨一点，娃旦被医生宣布死亡，最后的鉴定结果是被殴打致死。
张集乡宋庄，8岁的宋豪也曾被翟雪峰带走3年。2010年8月，因宋豪父母苦苦哀求，宋豪才被送回。这个小男孩被打掉了四颗牙，手指也被打断。如今，他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见到生人就哭着躲起来。
宋豪母亲冯亚丽说，宋豪在三亚乞讨期间被老板强迫喝啤酒，还被塞进冰箱差点冻死。
事件背后：
缺位的监管
王海英的女儿朱秋月失踪后，她与家人苦寻无果。婆婆因当初在合同上签字，一直心存愧疚。3年后，她用一条白布系在柜子上，以跪地上吊的方式结束了生命。此后，公公精神异常。
王海英曾去找翟雪峰理论，对方只赔了1.3万元。
朱秋月失踪4年后，被法院宣布死亡。王海英与丈夫提起诉讼，去年11月法院一审宣判，翟雪峰赔偿10万余元。但“赔偿一分钱没拿到，还因为打官司欠了一屁股债”。
王海英说事发后她多次到派出所报案，但都没有下文。任芳芳受伤后，她父亲也到派出所报案；李秀秀失踪1年里，家人多次到派出所报案，也都没有下文。
张集乡派出所一位负责人称，他们也接到过类似孩子失踪的报警，但都因不是事发地，他们只能协助调查，事发后，根据多个受害人的指证，造成5名孩子或伤或死或失踪的老板翟雪峰被带走调查。
张集乡这种以杂耍名义强迫儿童乞讨的现象，当地镇政府并非不知情，但正是行政与执法部门的缺位让这一现象愈演愈烈。
这种情况下，家长求诉无门，而派出所也将刑事案件当做民事纠纷来处理，双方往往都私下调解了。
张集乡党委书记刘志忠说，“杂技”演变成一种变相的乞讨，政府在监管上也有不到位的地方，但这需要更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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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2-24 13:4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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