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开发陆地的思维和方式开发海洋,是当前我国海洋经济发展诸多矛盾和难题的根源。现在,最需要的是放慢开发脚步,“让大海缓口气”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健君尚前名
碧海蓝天,青山一线,渡船从码头缓缓驶向此次海洋调研遇到的第一个大岛龙盘岛。按当地提供的材料介绍,该岛面积17.4平方公里,与澳门相当。登岛后,本刊记者才发现,在最新版地图上仍然标示其为海岛,但早已“沧海桑田”,大规模的围垦已经将海岛变成了事实上的半岛,可以徒步向西走到陆地。据了解,围垦出的数千亩土地大部分正在开发为旅游度假别墅。
三个多月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每一次到沿海调研,都不得不直面类似“夺海”发展的故事。据不完全统计,过去十多年,我国大陆沿海500平方米以上的海岛已经消失了460多个,超过一半的大陆海岸线已经人工化。过度捕捞导致近海渔业资源急剧衰退,以东海渔区为例,与资源相适应的捕捞量为200余万吨,2009年实际捕捞量达442万吨。这种状况已持续30年之久。
据2011年《中国海洋发展报告》披露,沿海港口发展和临港工业基本都是靠围填海形成,“在地方短期利益驱动下,正在形成对岸线盲目抢占、低值利用的局面。”按交通运输部已批复的18个沿海港口发展规划,需占用2251公里岸线、1251平方公里陆域以及1615平方公里锚地用海,仅18个大型港口岸线未来规模就占大陆岸线总长的13%。
“海域空间的诱惑太大了。”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刘容子为本刊记者分析说,“像江苏、浙江和福建等沿海省市人多地少的矛盾由来已久,又受到耕地红线、占补平衡等土地政策限制,面对海域这块空白,全都冲过来了。”
据国家海洋局统计公报显示,2010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38439亿元,占GDP总值的9.7%。她指出,这个占比是大概念,其中只有40%是统计自海洋产业增加值,60%为相关产业,是模型推算出来的,“目前,从实际上看,我国海洋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在5%左右。”她举例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江苏沿海经济区、辽宁沿海经济区等规划,“70%~80%是沿海经济,附带20%~30%才是真正的海洋经济。”
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十二五”规划纲要,纲要第十四章对“推进海洋经济发展”作出了规划。在此前后,国务院已经批复了覆盖十一个沿海省市的沿海开发规划。“现在,地方一提起海洋经济,就是海洋这块能为GDP贡献多少,结果导致大干快上。”面对沿海地区如火如荼的状态,受访专家建议决策者多讲点危机意识和环境压力,“海被填了,岛被炸了,再去恢复是不可能的,一定要放慢脚步、放稳脚步。”
沉重的渔业
“我们的捕捞量基本上是零增长。”沿海A县海洋与渔业局长张猛的解释是,整个渔区捕捞强度已经远远超过渔业资源可以承受的强度,该县海洋捕捞强度控制工作已经步入“总量压减”的新阶段,产量增长已不再成为捕捞业发展的目标,“但海洋渔业资源枯竭对我县传统捕捞业生存形成的巨大威胁,丝毫没有解除。”
我国近海曾有四大渔场:渤海渔场、舟山渔场、南海沿岸渔场和北部湾渔场。所谓渔场,专指有渔汛的地方。A县所在的舟山海域原来有大黄鱼、小黄鱼、带鱼、墨鱼四大渔汛,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一个个消失了。现在,我国近海已无渔汛,四大渔场名存实亡。
张猛举例大黄鱼说,上世纪50年代,福建发明了敲罟作业方式,几十条船一起敲竹板,让黄鱼头骨中的两枚耳石产生共振,大鱼小鱼一起昏死,一网打尽,造成灭绝性捕捞。上世纪80代后期,野生大黄鱼就基本绝迹了。“现在,一条三斤多的野生大黄鱼超过万元,想当年一斤5分钱都没人要。”他苦笑着说。
“管理渔业捕捞,主要是捕捞量和马力吨位。现在产量虽然控住了,但是马力吨位没有控住。”据张猛介绍,沿海许多船实际已超过1000马力,但证书标牌不到600马力,“因为600马力以下由省渔业局批准,超过600马力审批要到农业部去。”目前,沿海1/3的渔船实际马力与标牌不符。因此,捕捞强度不但没降反而在增强,更加剧了渔业资源枯竭。
“我们的捕捞能力太强了,渔船太多,功率太大,网具太大,网目太小,什么鱼都能捕光。”对于该县42万吨的年捕捞量,张猛告诉本刊记者,“这个捕捞量已经超过资源再生能力的一倍以上了。”据统计,东海区所有渔获物中,20世纪50年代,四大渔产占63.7%;70年代下降到47.4%;90年代下降到18.8%;现在仅剩连性成熟都达不到的带鱼和小黄鱼。
那么,为什么不能将我国捕捞能力及早引导向远洋渔业呢?
一位不愿署名的海洋专家向本刊记者介绍,改革开放初期,农村搞分田到户,结果集体渔业也分包到户了。生产方式决定了捕捞业尤其是远洋捕捞业不能分船到户。结果,在广东、广西和海南,具有南海捕捞能力、能过马六甲海峡的船队,失去了原有的外海捕捞能力。而山东荣成当年海洋渔业公司没有分船到个人,后来成为领跑30年的全国闻名的远洋渔业大县。
在他看来,由此导致的直接结果是,无处释放的捕捞能力围聚近海,竭泽而渔,“虽然现在有禁渔期和禁渔区,实际情况是‘三月不开网,一网全打尽’。”而另外一个让人担心的间接后果是,曾经作为我国海洋主权维护“排头兵”的中国渔民,有不少也逐渐从东海和南海等海洋权益维护第一线退了出来。
“过去我们的渔船常年在南海作业,很多岛礁都是渔民停靠和晾晒鱼货的地方,在维护权益和显示主权上远比军舰、海监船和渔政船巡视一圈更实用有效。而且,当时渔民都是配备武器的民兵建制,周边国家谁敢惹?”他告诉本刊记者,上世纪80年代末渔民不配武装后,越南、菲律宾等国的武装力量开始大肆侵占我岛礁、频频抓扣我渔民渔船,“现在,渔民自我保护能力不足,经常不敢去南沙等传统渔场作业了。”
海洋“工业化”
最令海洋国土管理者和研究者们着急的,还是眼下愈演愈烈的围海造地、填海连岛。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国土资源部特聘专家方克定告诉本刊记者,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经历了四次围海高潮: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围海晒盐;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的围海造田;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的围海养殖。目前,正在经历的第四次填海高潮,始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主要是沿海一些地方政府主导的港口经济和临海工业,填海、围海造地的规模远超过去,“旗号都是发展海洋经济。”
自2003年以来,中国的围海造地运动正在以数倍于过去的速度高速发展。2003年的围海面积是21.2平方公里,2004年达到53.5平方公里,2005年超过100平方公里,2009年为179平方公里据国家海洋局统计,“十一五”期间,围填海解决工业和城镇建设用地700平方公里。
而本刊记者在沿海某省B县了解到,就其临港经济,该县过去三年来已填海连岛围填21.8平方公里,未来三年还将围填33.5平方公里。相邻的C县已围13.5平方公里,正在围填40平方公里的围垦计划。面对一眼看不到边的围填地,本刊记者询问围填有无海域使用证,当地负责人士回答,“在申请”;工业项目在哪?“还没有,正在招商。”
沿海某省海洋管理部门研究人士告诉本刊记者,这种局面完全是三方“合力”的结果。从地方政府“块块”的角度看,近年民营经济不活跃,于是,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的意愿格外强烈,都惦记着中石化、中石油,有一个项目落户,当地政府就活了;从部门“条条”的角度看,国际金融危机后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批出了大量工业项目,很多涉海;从行业角度看,规划部门要求包括钢铁、石化等大进大出的产业,重心向沿海转移,尤其是央企纷纷东移。
“现在,还无法确定海洋经济概念向大工业扩展究竟是好是坏。”据他的观察,至少可以确定,“目前表现出来的行为,用的不是海洋的正向功能,而是给海洋带来了压力。”他的担心是,“大港口、大石化、大钢铁必然给地方政府带来大增长、大财税,同时也可能把海洋资源环境原来50年、100年的承载能力,在5年、10年内用光。”
该研究人士20多年海洋经济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开发与保护是不能同步的,很多时候是不相容的。有些方面一旦开发了,就无法保护了。”比如渤海,正是不同季节冷暖水的变化,鱼类才能正常地活动。2003年曹妃甸围填建坝时,环评书还在争论该留4个涵洞、6个涵洞还是9个涵洞,结果在施工现场一个洞都没有看到。现在,曹妃甸生态已经发生了严重影响。当地不得不准备建桥炸坝。
“‘十一五’期间,项目上得太快了,多少大桥一夜之间就架起来了,多少堤坝一下子就升上去了。围完了,头三五十年的税收甜头真甜。以后真出了事,苦头谁去尝?”他又讲了某省的故事,“规划部门以水利专家为主做了一个滩涂围垦规划,写进了某省沿海地区发展规划,赫然写着5年之内要围垦270万亩。这是个什么概念?该省水深5米以上的所有滩涂浅海都被作为可围填的了。不荒唐吗?”
“270万亩在水利专家眼里是光滩。我说你错了,你一脚踩下去有多少生命?这些滩涂生物繁衍带动着多大的长远经济利益。”他现在痛感国内研究海洋的专家太少,“现在下海搞工程的,大部分都是从陆地转行过来的,对海洋特性没有整体的了解,对工程产生的影响认识不清、估计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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