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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民事执行网报道：11年前湛江杨先生赢官司判获500万 但一系列阴差阳错的遭遇却让他成了乡下农民
正在修改的《民事诉讼法》能否破解“执行难”痼疾？
谁都不想惹官司；万一惹上了，谁都想赢。可在广东湛江，有一位姓杨的先生，十年前是千万富翁，却因为一纸胜诉判决及后续的阴差阳错而吃尽了苦头，人生从此一蹶不振。11年前，依据胜诉判决书，他可获赔500万元，只因迟迟未能执行，如今他成了千万“负翁”。
杨先生的遭遇，凸显了困扰中国司法多年的“执行难”痼疾，也暗合了已经启动的《民事诉讼法》修改工作的思路。
湛江吴川市，人称“粤西建筑之乡”，改革开放后，十万建筑大军离开家乡，奔赴五湖四海承接工程。杨先生便是这支大军中的一员。
缘起：
与经济社合作开店“建交”
上世纪80年代中期，20出头的杨先生来到广州市白云区新市一带承接建筑业务。从零碎小活干起，经过10余年的苦干，杨先生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在建筑行业，光靠技艺精不行，得有足够的资金为甲方垫资才有机会拉到大业务。
1997年，35岁的杨先生发现广花公路嘉禾段周边餐饮、住宿配套匮乏，产生了开酒店的想法，便开始着手找地皮。当年的10月26日，他与新市镇联边村第二经济合作社(注：2002年7月，新市镇撤销，该经济合作社目前归嘉禾街管辖)签订《租赁合同》，取得广花公路嘉禾城西北面的一座商业楼及空地的租赁权，经济社出资200万元，不足部分由杨先生垫资，双方合作建酒店。
最终，杨先生为商业楼的基础建设垫付了177万元，双方约定这笔垫资日后用于每月抵扣70%的租金，扣完为止。框架建好后，他又斥资约1109万元进行了装修。
1997年11月18日，酒店首层餐厅正式开业，杨先生为其取名“展鹏酒店”，以寄托自己期盼事业从此更上一层楼的美好愿望。为了建酒店，杨先生还借了400多万元外债。
双方反目：
投入1300万缩水七成
展鹏酒店的生意还不错。可好景不长，从1998年春天开始，杨先生与经济社的领导因为一场小误会而心生芥蒂，关系迅速恶化。
根据杨先生后来在起诉书中的描述，经济社分别于当年的5月26日、9月8日和10月8日，采取倾倒建筑垃圾和驱逐客人等手段，致使酒店无法正常营业。当年的7月31日~8月26日，酒店还被断了电。
当年的10月14日，杨先生的现金流断了，酒店被迫停业，因有外债在身，白云区人民法院查封了酒店二楼的部分财产。
一年后，杨先生把经济社告到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其赔偿投资酒店的1109万元，营业损失463万元，以及未清偿的垫付资金103万元。
经济社辩称：杨先生于1998年6月~10月间未付租金(垫付款以外的30%)，构成违约。杨先生所称种种“破坏正常经营”的举动，无事实根据，“治安队或村民的行为与该社无关”。
鉴于双方都主张终止履行合同，2000年6月19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主张双方“好合好散”，酒店的现存装修折旧后评估价约为519万元，考虑到杨先生欠缴租金有过错，经济社需向杨先生支付291万元以“盘下”酒店的固定设备，可移动部分由杨先生自行处理。另外，经济社还要偿还78万元杨先生此前垫付的资金。
两年半前投入近1300万元，两年半后却只能拿回不到400万元，杨先生不服，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失算的决定：
借钱还债竟招债务无底洞
2000年10月25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判决认为，酒店的装修折旧后评估价为519万元，经济社应赔偿其80%，约合415万元；加之未偿还的垫付资金及杨先生此前多预付的案件受理费，经济社共需向杨先生支付约500万元。
此乃终审判决，杨先生坦然接受。此时，当初投资酒店时借钱给他的债主早已闻风而动，急不可待，他们要求杨先生尽快还钱。杨先生想到了借钱还债。终审判决上写明，经济社“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他付清相关款项，杨先生心想，反正一个月内便可执行500万元，便拿着判决书，向朋友借钱“拆东墙补西墙”。
朋友们认为，有终审判决书作保障，那500万元对杨先生而言是“煮熟的鸭子”，以杨先生的诚信度，他一个月内拿到赔偿后定会还钱给他们，就毫无顾虑地把钱借给了他。杨先生总共借了300万元，他需承担4.5万元的月利息。
事实证明，杨先生和借钱给他的朋友都太乐观了。
争议：
567万利息该不该经济社赔？
2000年11月26日，法院终审判决作出的执行截止期限到了，经济社在这一天向杨先生支付了一笔赔偿款，但其金额却让杨先生大失所望——只有192300元，这与500万元的执行总额相去甚远。
在此后长达八年，经济社陆续支付执行款，每年支付三四次，但每次只付几万元至几十万元不等。他由此陷入了漫长的讨债生涯，他曾多次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均未能一次性解决。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杨先生越来越着急，因为他当初在拿到终审判决后借的300万元债，每月仅利息就需4.5万元。一个月4.5万元，一年就是54万元，从2000年11月至今，杨先生总共为这笔借款支付了567万元的利息。
在此期间，经济社先后30次向他支付执行款，虽然总计约460万元，但这笔钱还不够他支付那笔外债的利息。11年间，法院的执行法官换了4任，杨先生的执行案件却一直无法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法院执行局一直非常重视杨先生的执行案件，确保了8年间陆续有执行款到账。比如，在杨先生与经济社的合作破裂后，经济社把酒店转租给了他人，为了保障杨先生的权益，法院曾锁定经济社的银行账号，把酒店承包人支付给经济社的租金直接转入执行账号。正是这样一点一滴的积累，才使得杨先生的执行案一直处于进展状态。因执行对象是村经济社，法院在工作过程中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和阻力。
该名工作人员还透露，杨先生与经济社的主要争议在于这笔执行款的利息。11年过去了，杨先生认为经济社未遵循判决书一次性付清执行款，故而应支付利息；而经济社认为，他们没有支付利息的义务。
目前，法院的执行账号上尚有经济社支付的40多万元本金，杨先生却一直“不敢”去取，他担心领了这笔钱就意味着“本金已付清”，自己对利息的主张将从此失去基础。
执行难：
宁愿当初判我输
记者电话采访了该经济社的社长尹洪彬，2000年经济社与杨先生打官司时他还不是社长，老社长退休后，他继任。
“本金我们早就付清了，他(杨先生)却要求我们付利息，这是没有道理的。判决书上写了我们要付利息吗？——没有。”尹洪彬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杨先生陆续拿到手的460万元加上法院已经掌握的40多万元，经济社的确已经付清了判决书规定的500万元赔偿额。但杨先生的态度很鲜明：“判决书明明要求经济社一个月内就得付清钱，他们却拖了8年时间。8年前的500万元跟现在的500万元可以同日而语吗？”
他的法律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229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他认为，延期还钱要付利息不仅是常识，还有法律依据，无需法官在判决书中专门写明。
“利滚利，吓死人”，若根据这条法律规定，2000年底的500万元本金延续至今，利息已累计超过600万元。
对于眼前的困局，杨先生说：“如果法院当初能够执行到位，不仅我的权益可以得到保障，经济社付给我的利息也不会这么多。现在的情况是两败俱伤，因为这起执行案件，我错过了建筑业最红火的十年。以前一起干活的朋友现在都发达了，我却被这个案子拖死了。”
“我现在一直在老家农村务农，承包了几十亩鱼塘养鱼。收入不高，全部用来还利息(每月4.5万元)还不够。回头想想，我宁愿当初法院判我输，把酒店卖了，只要能把当时欠的债还清了，我也不至于去借那300万元月息一分五的债。从零开始，从头再来，我可能早就已经重新站起来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已经老了，已经站不起来了。”
《民事诉讼法》修改能否破题？
杨先生至今仍苦盼法院执行判决。“执行难”是困扰中国司法多年的痼疾，它让判决成了“白条”。多年来，无论是实务界还是理论界，都就如何破解“执行难”提出了许多建议，做出过许多有益的尝试，但治本之举，至今未见。
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副主任扈纪华向外界透露，《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工作已经启动，此次修改涉及八方面的问题，其中有两方面的问题与民事案件的执行有关。
一是检察监督问题。检察院监督民事诉讼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现行民诉法规定检察院有权对产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进行事后监督；目前有体制内的声音指出，为了保证案件的公正审理，应当把检察监督扩展到事前和事中以及执行过程中去。如此一来，检察院便可随时对法院的执行工作进行监督。
二是执行程序问题。近年来，包括广东省法院系统的领导在内，呼吁就执行问题单独立法的呼声一直很高。一旦《执行法》出台，执行中异议的审查及救济问题，以及执行中的拍卖主体、拍卖程序等问题都有望得到更好的解决。（责编：王英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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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5-6 14: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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