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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用工方对农民工有良心的动机可以理解,但良心不会与生俱来,也不会一成不变。唯有从制度上增大随意损害农民工利益的风险,用工方才会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萌发和增进善待农民工的良心。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近日在全系统年终工作会议上“发飙”:“打工挣钱,天经地义!任何一个企业都不能拖欠农民工工资,你拖欠工资就没有良心,良心何在?!我希望今年不要再出现这个问题。”
农民工的弱势地位不仅表现在工作环境艰苦,工作任务繁重,更表现在血汗钱经常无法按时足额领到手中。每到年末岁尾,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往往会集中凸显。看到农民工兄弟在瑟瑟寒风中讨要工资的情景,任何有良心的人都会感到心酸。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确没有良心,但要靠投资方或者包工头的良心去保障农民工工资,这种想法真是很天真可爱,这种情绪化表达对于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其实并无实质性帮助。
从根本上说,农民工工资被拖欠不仅是个道德问题,更是一个经济问题。与良心缺失有关,更与管理不善有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之所以成为老大难,关键问题是制度缺失导致农民工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期盼用工方对农民工有良心的动机可以理解,但良心不会与生俱来,也不会一成不变。唯有从制度上增大随意损害农民工利益的风险,用工方才会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萌发和增进善待农民工的良心。
和其他劳动群体相比,农民工组织化程度不高、谈判能力低下。正因为如此,农民工权益的维护,必须依靠政府撑腰。但现实的情况是,一方面农民工工资问题长期令有关部门纠结不已,另一方面,大量影响农民工工资发放的深层次矛盾未能得到有效解决,随意侵犯农民工权益的当事人未能受到严肃惩处。在一些地方,农民工工资未能得到有效保障,有关官员也不会受到严厉问责。《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和《工资支付条例》的光辉很难照耀到农民工身上,农民工工资问题的解决一直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对付层面。
从制度上构建农民工工资保障机制,并非没有可能。一些地方已经做出可资借鉴的尝试。比如,政府部门提早介入,要求资方在工程开工前向政府部门交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如果发生拖欠行为,不仅给予处罚,还将没收保证金。再比如,建立农民工工资直发制度,按工程量将工资直接打卡发放给农民工,尽可能减少中间环节。还比如,积极支持组建农民工工会,提高农民工组织化程度和工资协商谈判能力。目前这些制度尚处于碎片阶段。作为主管部门的人保部,理当积极总结、提炼和规范,使之尽快上升到法律或政府规章层面,而不仅仅是简单指责“良心何在”。(转载于:中国民事执行网 责编:王英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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